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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拼妈、丧偶育儿,学者杨可研究的是母亲、也是教育经纪人

发布时间:2018-05-27 15:42:14     www.qdjiawanfu.com

2017年的母亲节,在北京海淀区某家教育机构,一场感恩母亲的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手捧鲜花,簇拥在妈妈们周围。杨可也在现场,她是一位15岁男孩儿的母亲,也是以母亲教育职责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者。

“这些辅导机构当然要‘感恩母亲’,他们最清楚妈妈们是有关孩子教育的决策者,也目睹了她们日复一日的付出”。杨可对我说。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编辑,社会学所的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集中在性别社会学、社会史、女性史等,她曾出版《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历史宝茷:过去、西方与中国的妇女问题》等译著,并曾获第三届中国妇女研究优秀成果评选译著类二等奖。

杨可曾经以为轻松的参与学校教育,孩子就能有好的进步和发展,正如她年幼时那样。她就读于某高校附小,校内就有很多兴趣班。她儿子面对的却是另一幅光景:在参加儿子小学一年级的家长会时,老师跟所有家长明确地说,“家长不能指望学校,一班40个人,老师怎么可能都照顾到?家长就得负起责任来。”老师明确撇清了责任,杨可不得不为儿子寻找影子教育资源(课外培训)了。后来,她的儿子参加了奥数的培训,在小学四年级时,周六就要上九个小时的奥数课,才算在小升初的竞争中胜出。

教育拼妈、丧偶育儿,学者杨可研究的是母亲、也是教育经纪人

==本段 杨可 奥数 母亲 FAQ说明==


杨可:None

社会学家将异乎常情的事情作为研究的起点。杨可观察到,现在城市的儿童教育特别需要家庭,特别是母亲的付出。并且校外培训(影子教育)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在校教育。教育的“私事化”也是学界近年来的热门议题。例如,已有针对亚洲社会的影子教育的研究证明,影子教育可能会造成阶层之间教育结果的不平等,成为一种优势阶层维护精英地位的机制。针对中国儿童的市场化抚育,也有学者也明确提出应重构国家和青年父母之间的契约,由整个社会集体分担儿童养育的责任。

杨可想从母职实践的角度切入这个课题。她反思这样的社会现实是否有值得反思和挑战的空间?她的研究问题包括:教育市场化和家庭化究竟对母亲究竟意味着什么? “教育拼妈”这种规范性力量又对教育公平产生了什么效果?

2017年夏天,她正式开展了这项研究,杨可进行访谈并参与观察了8个北京户口的中产阶级家庭。孩子年龄从4岁到21岁不等,全都参与过课外培训,这些家庭中都是母亲对孩子教育负主要责任,母亲均在职,从事科研、会计管理等工作,学历为高中到博士。

基于这些调查和访谈,她写成了《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一文,并于2018年5月14日刊登于《妇女研究论丛》。论文发表并经《妇女研究论丛》杂志公号推送之后,引起了诸多关注和反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刘亚秋认为“经纪人化”的概念有解释力,贴切地概括了社会现象;从事教育分层研究的复旦大学李煜教授看重其勾连影子教育与阶层分析;上海社科院的李骏副研究员指出本文结论也符合上海市近年来的数据调查分析结果。不仅圈内女学者发来评论表示深有感触、感同身受,男性学者也纷纷表示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和很现实的研究,“已转爱人参阅”。

教育拼妈、丧偶育儿,学者杨可研究的是母亲、也是教育经纪人

2018年4月2日,安徽六安毛坦厂中学前陪读送餐的家长。 视觉中国 图

杨可的主要观点包括:随着教育竞争加剧以及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一种适应性变迁,城市家庭中的母亲角色突破了私领域内照料子女的传统内涵,母亲教育方面的职责陡增为一种“经纪人化”的新特征。杨可的研究还佐证了此前那些认为孩子的学业成绩和母亲的表现呈正相关的研究。她认为,母职的经纪人化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甚至有些压倒性力量的密集母职,已经成为一种霸权式的制度,对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和流动性构成了压迫。

谈到这项研究对她的影响,杨可说,她正在学习并反思成为一个越来越民主的妈妈,并且希望孩子以后可以自己当自己的经纪人。

带着三个问题,澎湃新闻采访了杨可。

一、为什么母亲们争当“教育经纪人”?

澎湃新闻:你可以再简单介绍下母职、还有密集母职和扩大母职的概念和区别吗,这两个概念也是理解你的文章的关键。

杨可:母职是motherhood的翻译,母职是强调怎么扮演母亲这个角色。当你生了这个孩子,你就已经是母亲了,但是只有你扮演起相关的角色的时候,才能说你进行母职的实践。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hood),强调母亲责任不可替代、完全以孩子为中心、情感卷入深、在时间上有点内卷化倾向,甚至会越做越多;而扩大母职(extensive motherhood)往往是将孩子委托给家人或社区邻里照顾的这样一种模式。有的妈妈不一定是全职主妇,但是她可以付出最大的心神进行母职实践,这是一种情感劳动。

澎湃新闻:为什么要用“教育经纪人”这个词来概括中国的这种“密集母职”?

杨可:我发现母亲成为了连接家庭、学校和市场的一个枢纽。母亲们其实发挥着经营信息与社交网络的作用。她们要了解教育市场产品与目标学校的需求,还要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路线,规划影子教育学习的时间,亲身整合教育资源等一系列功能。这个很像经纪人的角色,我们说经纪人服务的是一个明星,这些妈妈作为教育经纪人服务的对象是自己的孩子。

我自己就是一个教育经纪人。我负责规划、了解和收集信息。虽然我不是一个最理想的代表,但是我身边有做得最好的人,关键的节点她们都能抓住,我就求助于她们。我自己,还有其他像我一样的母亲们都要经营孩子,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规划,因为孩子还不成熟,所以需要母亲帮忙做判断,带领他往前走。

教育拼妈、丧偶育儿,学者杨可研究的是母亲、也是教育经纪人

澎湃新闻:这个研究是放在怎么样的一个研究空间里面展开的?你对话的对象是哪些?

杨可:金一虹老师的《教育拼妈》已经写得很透了,包括肖索未也提到过母亲在家庭育儿中的轴心地位,我也想过:这个现象大家都抓到了,我为什么还要再抓一次?就是我强调的是一个不同的侧面,拼妈是如何拼的?通过什么机制来拼的?在教育市场化的背景下,母亲作为教育经纪人中反映的规划性、策略性,对女性提出了特别高的现代性的要求。我想把它讲出来。

我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作为教育经纪人的母职实践绝对不是一个非理性的事情,反而是对当前这个市场化的趋势、教育竞争的惨烈程度的理性认识下的选择。现在我很真切的知道这两个东西是相关的:母亲的精力投入和孩子学业的效果。

教育拼妈现象还有一个理性的地方是,母亲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跟最好的孩子在一起。如果她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已经鹤立鸡群,就要去影子教育的机构去认识更优秀的孩子。这个很重要。同伴影响对提高学业成绩的促进作用也已经被经验研究所证实。

澎湃新闻:孩子的教育结果和影子教育的相关性,以及母亲的付出和孩子教育结果的相关性可以具体讲讲吗?会不会妈妈不一定要付出太多,孩子可能靠自己也可以做得很好?

杨可:按照更有经验的蔡老师(化名)的讲法,因为学校提供的教学不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高质量的学习反而是在机构里完成的。有些孩子上课都成了校外为主,校内成辅助了。补习不一定好,但不补往往不够用。我也同意他的说法。

现在课外培训市场的课程非常细分,内容都不一样。影子教育机构它们做了很多调研的工作,匹配不同的师资。有的时候家长也会提供很多反馈,家长和老师的关系很紧密。其次,机构里有很多好老师很了解你的孩子,甚至比学校的班主任或者科任老师更了解。如果你能够善用这个资源,会对孩子有很大的帮助。

我曾经接触过北京最牛的那帮孩子的妈妈们,她们不一定学历多高,但是她一定是用心的,像我前面说的,一定是个理性的人,她要给孩子找最适合的资源,然后规划时间。高中生也许可以自主安排,但因为小孩子还做不到,一定要有一个人来做这件事。

我访谈的蔡老师(化名)也带过有很多拿竞赛金牌的孩子。他的观察结论可以说和我的观察相印证。孩子的表现和妈妈的付出非常相关。这么说吧,如果孩子比较自觉,孩子学业成绩会不错;但是如果家庭希望孩子有尖端的卓越的表现,就还是要有人推他,这个人往往是妈妈。

澎湃新闻:对于要出国的孩子,这种影子教育还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杨可:分两个情况。影子教育其实是学科的教育,不完全是素质教育,不过现在课外补习中也开始有素质性的教育出现了。但是出国也一样面临教育竞争,这个市场的量也特别恐怖。如果要“爬藤”,也就是最终实现送孩子去常青藤大学的梦想,那花在这个教育市场上的费用和精力也是非常惊人的。

澎湃新闻:你论文里说成为教育经纪人是有门槛的有条件的,可以再具体讲讲吗?

杨可: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拼妈。看似平等,实则隐含着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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